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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子》:

天穹之下,凡人皆有罪

///人之子La vie de Jésus (1997)

导演: 布鲁诺·杜蒙

编剧: 布鲁诺·杜蒙

主演: 达维德·杜什 / Marjorie Cottreel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语言: 法语 / 阿拉伯语

片长: 96 分钟

作者

Nicholas Elliott

校对

柯斌

编辑

parallel

1997年,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携长片处女作《人之子》(La vie de Jésus,直译为“耶稣的生活”)一鸣惊人,被法国报刊媒体誉为新生之奇才。有人称这位时年39岁的前哲学教师和工业电影导演是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法国导演)的继承者;也有人将他视为感知力非凡的社会现实主义者,诠释出右翼势力崛起的真相。而我,一个当时居住在巴黎的青年电影爱好者,对此种种认知感到迷惑。于我而言,《人之子》并非城镇工人阶层推动极右民族阵线取得历史性选举胜利的社会学展示。

虽然对小城镇精神贫瘠、失业普遍和种族主义情绪泛滥的描绘真实入骨,但影片富于人性的寓言远远超出对于客观现实的分析。至于将杜蒙与布列松相比较,似乎更像是出于影评人不加思忖的惯性,只要有非专业演员出现在一部蕴含救赎意味的故事里,尤其当导演兼具鲜明的视觉风格时,就不禁要拈来这位法国大师与之对比。

在我看来,杜蒙的世界与布列松的不同。杜蒙是一位景观艺术家,善以远景和35mm变形镜头进行拍摄;而布列松注重细节,通过聚焦于演员的手和面容来表意。杜蒙接受未经训练的演员们非专业的动作和口音,布列松则希望把他的演员或模特变成一块空白的画布。一个笨手笨脚的年轻人敲着小鼓、咯咯作响,我无法想象在布列松作品中出现这样的杜蒙式冷幽默。但以上依然很难让我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导演在法语电影中的位置——以及和耶稣有什么关系。

影片的主角弗莱迪(David Douche饰)是个不起眼、患有癫痫的20来岁小伙,深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色的瞳眸,仿佛藏着很多东西,又仿佛空无一物。在了无生趣的法国北部小城巴约勒,鸟鸣声和疾驶过城中广场的汽车轰响就足够让人兴奋,弗莱迪的日常就是骑着摩托招摇过市,或是和女友玛莉(Marjorie Cottreel饰)做爱。

被当地人叫做“阿拉伯人”的北非裔青年卡德(Kader Chaatouf饰)也对玛莉心生好感,自此弗莱迪的人生走向了一场无意义的悲剧。“耶稣的生活”或许不是一幅恶人肖像,但弗莱迪也绝非圣人。在沐浴着“上帝恩泽”的小城众生面前,片名无疑是对人性堕落的一种讽刺。

杜蒙曾表示片名取自法国哲学家、宗教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63年的作品《耶稣传》(The Life of Jesus)。在这本颇具争议的畅销书中,勒南把耶稣基督描绘成一个普通凡人,所有神之事迹都是门徒为了在其死后传播教义而编造的,但这并不代表勒南否定基督作为宗教领袖的地位,“降入凡间”反而更加凸显其所作所为的非凡。

借用勒南著作之名,杜蒙反其道而行,让弗莱迪的角色超越其自身卑微平凡的境遇。但弗莱迪是个杀人犯,而非烈士,他所能达到的任何救赎至多是对个人罪恶的觉醒。与其说片名是对电影内容的描述,不如说是观影体验的一个积极影响因素,促使观众将视野扩展至弗莱迪狭小的存在之外,想象如何将精神层面的内涵重新引入这一语境。通过片名的欺骗性,杜蒙诱导观众在邪恶之地寻找真善,但并非要求我们去喜爱弗莱迪,而只是去承认他的存在,就如其故乡法国佛兰德地区灰色的天空和哀伤的田野,从英吉利海峡沿着比利时边界向东延伸。

片名虽为“耶稣的生活”,意并不在宗教。不过开片不久有一处明显的例外,弗莱迪一行陪同朋友Michou(Samuel Boidin饰)去医院看望他久病于艾滋的兄弟Cloclo。杜蒙使用大量的特写展现这个年轻人逼近死亡时痛苦的沉默,镜头止于弗莱迪和Quinquin(Sebastien Bailleul饰)。Quinquin的脸异常狭长,半剃的西瓜头好似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荷兰画家)的画中人物,也仿佛预示着15余年后杜蒙拍摄的喜剧《小孩子》(Li'l Quinquin,2014)。

和其他人不同,Quinquin没有在看Cloclo,而是盯着墙上一幅微缩版的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师)的画作《拉撒路的复活》(The Raising of Lazarus),杜蒙将镜头向这幅14世纪的壁画推进,再回到Quinquin,他问弗莱迪知不知道那个死而复生的人,弗莱迪让他闭嘴。从某种意义上说,拉撒路在此是种反义,这场“耶稣的生活”中没有奇迹,死亡是永恒而无意义的。但宗教引用依然为片名赋予了生命,推动观众跳出叙事的表象。

类似的,另有三组Cloclo的特写呼应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卧像。艾滋病肉瘤带来的耻辱感,张着的嘴巴和空洞的双眼,让Cloclo成为片中最接近耶稣基督的形象,他苍白如蜡的皮肤就如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德国画家)画笔下的《墓中的基督》(The Body of the Dead Christ in the Tomb)(哲学家John Caruana在其2014年《杜蒙电影:基督影像之下的虚无和崩解》Bruno Dumont’s Cinema: Nihilism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hristian Imaginary一文中也讨论过这一隐喻)。

荷尔拜因在那幅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欣赏的16世纪画作中,以最惊人而脆弱的方式展现了基督衰弱枯槁、甚至濒于朽溃的身躯。本片里,杜蒙也在神圣与亵渎、精神与物质的界线上游走。影片的核心悖论在于,作为公开的无神论者,杜蒙却不断寻求着神秘主义。其2009年的《哈德维希》(Hadewijch)受基督神秘主义者安特卫普的哈德维希启发而创作,讲述了宗教使命的召唤与危险;2017年的《童女贞德》(Jeanette: The Childhood of Joan of Arc)和2019年的《贞德》(Jeanne)则将罗马天主教诗人Charles Péguy虔诚的诗词和跳舞、跌跤的修女相揉合。

杜蒙并不鼓动我们去接受宗教的价值观,更不会挑战神圣的宗教仪式,而是渴求一种比电视里虚假的现实更有意义的东西,一种对厌倦的残忍承受,一种对美的无情抗拒。但《人之子》是极其依附于物质的,其感官体验对于一部不采用手持摄像和近距离拍摄的影片来说十分难得。弗莱迪和玛莉做爱时,他们的身体互相碰撞,比起拥抱,更似挣扎,这和杜蒙用猛然出场的机车轰鸣来给死寂的小城生活注入一剂肾上腺素是类似的手法。

弗莱迪从摩托车上摔下,狠狠跌进田地,清晰地寓意着他被牢牢束缚于此,束缚于这片土地,只有癫痫发作的时刻是他唯一的逃脱。弗莱迪痛恨发病时那种对控制的丧失,而杜蒙将摄像机从弗莱迪抽搐的身体慢慢升至空中,超然于这种曾被赋予神意的疾病之上。

结合杜蒙此后的作品,或许令人惊讶,《人之子》是他作为一位形成了自我表达方式和主题的成熟艺术家的长片处女作。尽管在第二部长片《人啊人》(L'humanité,1999)中其个人风格更加彰显,同时延续了《人之子》中已然可见的自然主义元素,《人之子》仍是杜蒙开拓出其后数十年个人领域的标志性作品。“领域”一词,既可从字面上去理解,除外摄于莫哈韦沙漠的《情色沙漠》(Twentynine Palms,2003)、摄于巴黎和贝鲁特的《哈德维希》,以及摄于南法的《1915年的卡蜜儿》(Camille Claudel 1915,2013),杜蒙始终钟情于佛兰德地区。

就如约翰·福特(John Ford,美国导演、演员、制片人)的电影离不开莫纽门特谷地,杜蒙的影片与这个昔日繁荣的工业区紧密联结,挨家挨户的砖房,绵延起伏的田地,和止于灰色水域的沙丘。不过当地的商会可能不会喜欢杜蒙对故乡巴约勒的描绘,因为尽管他镜头中的乡野有种原始、不加雕饰的美,但城镇显得荒凉寂寞,狭长的街道上一间间矮屋,无止无尽,消失于远方的地平线。

巴约勒有着沉重的历史,一战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人之子》中最喜庆的一次集会,以及第一次种族主义事件的爆发,都是对1918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的一种纪念。杜蒙对当地的暴力未加强调,但它们确确实实发生着,如开片几分钟里,平静的风景闪回着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画面。在残缺的尖塔上,玛莉和卡德相拥,而那实际上是座战争亡灵的纪念碑。

两人都闻到了尿液的臭味,但当玛莉将头靠在卡德肩上请求他的原谅时,卡德望向天空,情绪中混杂着感恩、怀疑,抑或真实的喜悦。在杜蒙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相毗邻的:美与丑,爱与死亡,神圣与亵渎。我们不清楚当卡德抬头看向天空,看见一片云吸收了太阳的圣光时,他究竟感受到了什么,但这是《人之子》中第一次有人将凝视的目光投向弗莱迪母亲咖啡馆里高挂的电视机以外的地方。

当卡德仰望天空时,弗莱迪正在接受MRI扫描,黑暗中的他什么也看不见。但在接踵而至的悲剧里,他将和卡德有一次隔着时空的交流。因杀害卡德而被捕后,弗莱迪逃出警局,逃向田野,望向天空。杜蒙把相机置于弗莱迪的上方,俯视令他显得脆弱,而并非低下地在接受审判。他赤裸着,在刺眼的阳光和高高的野草下,看起来那么矮小。烈日几乎要把他压垮,将他推入泥土之中。

随后光线发生了变化,杜蒙将画面切进如同卡德曾看到的那片天空,云彩在朦胧的日光下闪烁。通过这种奇妙的呼应,弗莱迪见到了卡德所见,尽管他永远不会知晓。事实上,这也是唯一一处观众比片中人物了解得更多的时刻。杜蒙相信观众能够理解凶手与被害之间的所存在的这种复杂的对等关系。

有人把这一瞬间解读为一种宗教启示,有人认为是对自然的敬畏。但如我们所见,弗莱迪是不为宗教情绪或自然之美所动的。当Quinquin提到拉撒路的复活时,他报以嘘声;当母亲暗示已故的父亲在天上看着他时,他不屑一顾。当他和玛莉乘缆车俯瞰巴约勒一带起伏的群山时——这部发生在低洼地区的故事里的最高海拔——玛莉赞叹着迷人的景色,而他立即用一个愚蠢的玩笑转移了话题。

但在《人之子》的最后一幕,面对浩瀚苍天和其脆弱的本性,弗莱迪认识到了自身的渺小。随后杜蒙将镜头从浮云切至一只再弱小不过的蚂蚁,爬过弗莱迪的手臂。弗莱迪让蚂蚁消失在草地里,我们听到他哭了起来。